研究石刻的人以前比较少，这几年多了一点，尤其是各个高校里面，很多做历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都开始逐渐注意到了石刻材料。一方面，这跟新出土的石刻越来越多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术风气的变化、学术视野的拓宽。这些学者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关注过石刻，慢慢地才发现，这里面有这么多可以做的材料、可以做的文章。旧的材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石刻里面能够找到很多新的课题。但是这些学者的做法与传统金石学的路数非常接近，还是局限于石刻的文字内容，进行资料考据。而我做的考古学研究强调的是从各种石刻材料实际的形制情况入手，梳理石刻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是我跟他们最大的一点不同。
以前做传统石刻研究的人似乎不太考虑石刻的形制问题。
赵超：关于石刻的形制，一般人最经常说的就是碑。只要提起石刻，就用碑来代替。因为他平常见到的碑最多，受碑的影响也最大。实际上，石刻的内容相当丰富，我借助考古学研究方法去做过具体的分类。就拿有文字的石刻来说，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石刻形制也很多，有碑，有墓志，有造像题记，有买地券、镇墓券、舍利函等，大致上可以分成十一类。传统金石学家的分类比我多得多，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语石》里面分了几十类，有些分得特别细，像什么井阑、香炉，这些东西都给分成一类。虽然确实形制不同，但由于现存材料不多，显得有些琐碎。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些东西都归为一个大类：器物的附属铭刻。实际上，我的分类主要想通过类型变化反映中国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发展、使用的整个过程。应该说，最早出现的石刻文字，就是器物上的附属石刻文字，用来表现器物的所有者或制造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石刻文字，往往都是在一些器物上刻个名，如殷墟小屯出土的石簋，簋耳上刻了一行字，用来反映它属于某个所有者。这种附属石刻跟当时的手工业发展与管理制度是有关系的。再往后，随着技术的演变、社会的发展，石刻渐渐变得越来越大，有了专有的固定形制，成为一种大型的、纪念性的石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有宣传意义的石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秦国石鼓文。以后秦始皇巡幸天下，到处立石勒铭，这些也是纪念性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