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种说法，让我想到了巫鸿在《武梁祠》中说的“纪念碑性”。
赵超：巫鸿提出的“纪念碑性”很有启发意义。他主要是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去看这些石刻材料的出现，说由于人们产生纪念这个观念以后，才相应地出现一些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石刻，以及其他的一些标志性的纪念品，这实际上能够反映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转变过程。当然，如果我们具体地考察石刻出现的时间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跟巫鸿讲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这个说法的确很有启发意义。
您讲到了石刻对所有制的表现，又讲到了石刻的宣传性和纪念性。要承载这些思想内容，离不开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吧？
赵超：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石器时代（有人说后面还有个玉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几个重大阶段。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用石头这种坚硬的材料来作为生产工具，并开始考虑利用石材建筑。这就是一种工艺的产生。考古学上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的变化，工具不断在发展，技术也不断在演进。现在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岩画是人最早通过石头来表达思想意识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里面就能够清晰地体现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在岩壁上怎么画呢？最开始是涂了颜料来画，还有的是嘴里含着颜料吹上去的。然后就逐渐发展成用硬一点的石头在岩壁上刻画，反复地摩擦、打凿。这些都是早期石刻采用的工艺，因为没有金属工具，只能用硬一点的石头。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青铜工具之后，对石头的加工就更强一点了。而碑、墓志等石刻要进行石材加工，这一整套工艺的形成，基本上要等到战国末期出现铁器以后了。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石刻，往往不太加工外形，岩石是什么形，石刻就是什么形，刻石基本就是卵石形，摩崖就是一片大崖壁，等等。相对于用青铜工具凿刻的工艺来说，通过研磨加工文字这种方法可能出现得更早，在对石材的加工中，打磨的效果也更好。我们去看国内外的一些早期石刻，表面都很光滑，不少大概就是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