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主要研究日本佛教，但也调查过现代中国佛教，那么，您能否谈谈“东亚佛教”的综合研究是不是可能？
末木文美士：因为东亚地区的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三个地方对佛教的接受，以及佛教在当地的具体发展和特点，又是不一样的，存在着差异。那么，相互了解这些异同，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佛教的理解，而且有利于三个地方的人们互相加深理解。
我和其他几位研究者有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东亚佛教史》，已经完成了写作，稿件正在编辑中。过去对东亚佛教史的写作，一般会将三个地方分开写，以地域为区隔，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式是在同一个时代考察三个地方如何吸收佛教，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您和中国的佛教研究者接触很多，能否谈谈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能否评价一下近年来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
末木文美士：我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与中国的佛教研究者接触变多的。因为在此之前，可能受到“文革”的影响，中国的佛教研究者本身就不是很多。近年来，研究人数在增多，而且年轻学者变多了，这都是非常好的趋势。
但我也有担心的地方。比我年长的、“文革”前就开始佛教研究的学者，或者跟我同年代的学者比如葛兆光教授，虽然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很宽阔的研究视野，试图在研究中把握全景和全貌、抓住大的脉络。而现在的年轻学者，人数是变多了，但他们把研究范围变得比较小，可能是希望在限定的领域中更快地拿出更多的成果。所以，我感觉，这使得最近的研究成果对整体的把握不像以前那么充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日本也有这样的问题。
这会不会是因为年轻学者认为深入的细部研究也很重要，您如何看待整体把握与细部研究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