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东京大学印度学佛学研究室待过很长时间，是否可以谈谈日本学术界有关佛教研究的传统与特点？
末木文美士：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佛教研究采取了近代的方法，获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个近代的方法，主要来自欧洲的近代文献学。在欧洲自身的学术发展史中，近代文献学是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他们也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古代印度的佛教、哲学和经典的研究中去。而当时很多日本学者是到英国和德国去留学的，因此他们就学到了这种文献学方法，并应用到日本的佛教研究中。欧洲的学者可以读印度的古典文献，但很少有人可以读古代中国的汉文佛教经典，而日本学者可以两者兼读，并对两者进行比较，所以日本学者开拓了一个欧洲学者无法达到的新领域。
当时的日本佛教研究，是以印度为中心的，所以东京帝国大学是将佛教研究放在印度哲学专业之下，而对东亚佛教的研究，包括中国的和日本的，则比较落后。虽然当时完成了校订、出版《大藏经》这样的大工程，但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学研究领域，如何解读这些佛典、佛经，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
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前，传统的佛教研究是怎样的？
末木文美士：明治之前也有一些学者非常重视文献的考据，但具体的做法与欧洲的近代文献学有些不同。当时中国也盛行乾嘉考据之学，日本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也要对汉译佛教经典进行文献研究。
所以，明治之后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开始解读印度梵文和巴利文的佛教经典。因为大家都知道，佛教发源于印度，它的根本在那儿，而传入中国、日本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倾力于发现佛教原本是怎样的。但这种倾向引导出了一种消极的结论，即东亚的佛教不是真正的、原来的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