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拍电影有自己的方式。他是美工摄影出身,对画面有一种强迫症,必须要发现一样非常厉害的道具,可以在电影里面从头支撑到尾。比如《红高粱》当中的高粱。而在我这部小说里面,我听他们曾经议论过,说没有找到那样东西,后来他再看的时候找到了灯笼。这是他当时拍电影的一种惯性的艺术思维。
常常有人说我作品中有很多畸形的女性,我要做一些辩驳,我还是写过一些正常女性。我从1989年开始写《妻妾成群》,从此之后我没想到与女性纠缠了这么多年。我不是一个喜欢闷头写作的人,我过一段时间会梳理和思考自己的写作,看它的意义何在。如果它有意义,我会继续写下去;当我怀疑写作的意义时,就会做一些改变。而写《妻妾成群》时,正是我完成了一次梳理,想要做一些改变。当时我要写一部与女主人公有关的故事,恰好选择的是一夫多妻的传统中国式故事。我想做这个尝试。《妻妾成群》完成之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微博,读者都是写信的,但像我这么小众、严肃的作家是不指望收到读者来信的。在那些信里他们说你的故事打动了我,我当时的感觉是“真的吗?”因为那是我的一次写作实践,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天生对女性的心理是了解的;我也从来不认为我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是人类的普遍形象,只是我要写这样4个女人在男权社会里面,所谓的自尊自爱被压迫得支离破碎,只能互相斗;颂莲一步一步在变,最后疯了。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她代表着我对身边女性的看法。她肯定不代表我对我母亲、我太太、我女儿的看法,但是她代表我对小说故事当中那个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如果她天生是那个样子,我并不认为我要让她好一点。如果好一点,就假一点,我情愿更真实一点。我有时候会冒犯女人,有的人很欣赏,说你真了解女人,我只能讲客气,说不敢。但有的人真介意,她说苏童,你怎么可以这样看我们女人呢?我说我没有这样看女人,只是在小说当中写了这样一个女人,这是两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