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二期）一文中，苏力想要避免“清官”、“贪官”截然对立的道德评价，所以极力洗刷泼在桃杌身上的污名。剧中能与贪污腐败产生联想的，主要是桃杌上场时说的两句话：“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元曲选》3784页）不过苏力主张，所谓“要金银”、“衣食父母”指的是诉讼费用。从诉讼费用的角度看，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它都算作合理收费。
紧接着，苏力跳出第三人称的叙事模式，将读者定位为一无所知的旁观者，而不是洞若观火的神明。既然一无所知，读者就需要思考重建案件真相所遭遇的困难。大致说来，这些困难分为两类：第一类与科技水平有关。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并不发达，难以承担起完全重建案件真相，也就难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第二类与官员的经验与能力有关。由于科技水平有限，为了完成破案任务，古代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重视口供、使用有罪推定、五声断狱、刑讯逼供、心理博弈等。
问题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补救措施需要丰富经验与聪明才智。与传说中文曲星转世的包拯不同，桃杌的才能平庸，也谈不上经验丰富，即便不接受贿赂，也容易被假象迷惑，从而制造出冤假错案。
追根溯源，窦娥冤很大程度上与官员的人品无关，而是与科技水平相对欠缺有关。进一步引申，其实无论科技水平如何发达，人类也无法完全重建案件真相，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这可以说是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宿命，窦天章的出场恰恰是对这种宿命的一种注解。因为作为普通人的窦天章之所以能够平反冤案，靠的是窦娥冤魂的帮助；否则，他即便再有心，也无可奈何、爱莫能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