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的解读虽然能够成立，但是过于强调科技水平的重要性，人的能动性很难体现出来；此外，还忽略了一个细节：为了避免对官员进行道德评价，他区分了“关汉卿的看法”与“现代学者的观点”的不同，并强调“传统”的道德评价更多是现代语境中学者有意无意的创造。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的“关汉卿们”并未创造出其他概念，而是使用“清官”、“贪官”的概念来对官员进行评价。如果与道德评价无关，那么这些评价又与哪些内容有关？
张驴儿
在剧中，面对蔡婆婆提供的酬金，张驴儿父子展开如下对话：“爹，你听的他说么？他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儿，何等两便。”（《元曲选》3769页）在汉人的语境中，男子入赘是件挺不光彩的事，至少不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可这二位倒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以此为切入点，陈颀在《司法冤案与儒家礼法：以〈窦娥冤〉为例》（《中外法学》2014年第五期）一文中推定：张氏父子很可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或早期归顺的北人）的后代。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及其周边游荡，可能是因为没有得到蒙元王朝的妥善安置，或者说家境败落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虽然是穷了点，但政治地位却很高，官府轻易也不敢招惹他们。这样一来，张氏父子上述“反常”行为就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在蒙古人的语境中，子收庶母、侄收婶母、弟收兄嫂都很正常，入赘自然就不足为奇，根本不会存在心理上的障碍。
紧接着，陈颀认为这是一起文化冲突引发的命案。蔡婆婆的身份是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社会等级中位居末位，政治地位较低；再加上放高利贷的风险很高，需要找个靠山。尽管有些不情愿，面对主动上门的张氏父子，蔡婆婆还是选择接受，“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元曲选》3771页）。与之相比，窦娥用不着赚钱养家，再加上受到儒家礼法的影响，所以她找出很多理由（例如为亡夫守孝三年的期限未满）来拒绝张氏父子的入赘主张。可是根据元代的法律规定，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婚姻主张出现冲突时，政府官员应该优先支持蒙古人的婚姻主张；再加上案情重大，基于口供优先的原则（为了让婆婆免受刑罚，窦娥被迫承认了毒杀张驴儿父亲的“事实”），桃杌大可不必查明毒药的来源，就可以凭借口供和人证来推定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