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多塞的从政悲剧说明怀抱“政治理想”而“从政”的知识分子注定要在两个层面上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第一个层面是“从政”中的政治运作对个人的道德感——也就是“政治理想”的重要源泉——的挫败，这里并非指政治行为中易于产生的腐败等等，而是指坦诚、独立、尊严等道德品质与情感，政治参与越深，这些原以为可以毕生恪守的道德感就越败坏。第二个层面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政治理想越纯洁、越坚定就越容易导致从政的失败，直至命运的悲惨结局。一部知识分子的从政史，这两个方面的实例无数，令人唏嘘之余，甚至还使“政治理想”成为被反思、被警惕的“反面教员”。但是，在他身后，法国十九世纪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在那本至今仍足以使无良政客畏惧的名著《政治的罪恶》（蒋庆等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4月）中引用拉贝莱（Rabelais）的名言来抗衡“政治的罪恶”：“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泉下有知，孔多塞应该略感安慰吧。
从孔多塞必然会想到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其巨著《启蒙运动》（上、下，刘森尧、梁永安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中说，“如果有哪个时代最需要启蒙运动的人道目标和批判方法，那就非我们的时代莫属”（下册，21页）。他并非不了解启蒙运动的局限，并非不了解后世对启蒙运动的种种非难，但他仍然坚定地捍卫启蒙运动的永恒价值：“这一切都没有减损启蒙运动人道愿景和自由愿景的永恒价值，或减损其批判方法的永恒有效性……适用于十八世纪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这世界需要更多的光；克服启蒙思想缺点的处方不在回归蒙昧主义，而在追求更大的启蒙。”（第653页）更让人动容的是，盖伊把对启蒙运动的肯定看作是自己作为“政治人”的信念，他说：“我认为该是以政治人而非史家身分表明我信念的时候了。”于是他写了一部题为《批评的桥梁》的小书声援启蒙运动，并希望读者把它看作是这部作为历史著作的《启蒙运动》的政治后记。
在这部孔多塞传记中，两位作者的一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对盖伊的回应：“他，这个流亡者、这个遭追捕的人，在宣告：人的尊严将普遍得到承认，教育所传播的理性将在各个大陆埋葬掉对人的不可容忍的奴役，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这个流亡者在宣告：“有朝一日，阳光照耀下的人都将是自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