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主权”等内容（俞祖华《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在民众那里，有时则体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排外情绪和复仇意识。民间反日情绪主要来自日本加之于中华民族的集体创伤记忆，是近现代以来国民的不能承受之重。非理性的民间反日情绪主要表现为暴力复仇、民族自大与精神胜利等。投射到抗日剧中，就是反现实的神化色彩。抗日剧由此变身为“抗日神剧”。
始于氏族公社时代的血族复仇思想由于受儒家文化中“报”的意识影响而一直存在于民族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复仇是神圣的，它具有本体的逻辑。同时，它是以世代的流血牺牲为代价，从而将守法伦理的实践推至了一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悲壮境界。为了履行神圣的‘报’的道德责任，世世代代不忘家仇，前赴后继，演出了一幕幕跌宕起伏的震撼人心的悲剧……复仇不仅是自救，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加宗法群体的凝聚力，而对于号召民众实践宗法伦理极富感染力，同时又是人们自觉地将本体之‘报’付诸实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壮举”（刘广明《宗法中国——中国宗法社会形态的定型、完型和发展动力》）。抗日神剧中的浪漫主义复仇思想主要表现为夸张的以暴制暴，所以才会出现“手撕鬼子”等既血腥又违背真实的情节。
与暴力复仇相联系的还有民族自大和精神胜利。轻视外族、盲目自大的民族性弱点早就被近现代思想家们发现并批评。抗日神剧中对超人英雄的塑造和种种臆想的杀鬼子的方式都是一种借助文艺作品实现的对日的精神胜利法。完成复仇任务的英雄几乎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正如有评论家指出：“在《雪豹》中，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他不仅军事天赋一流，军事素质过硬，战术思想高明，特战技法娴熟，而且武艺高超，一人能敌土匪‘四大金刚’，还通晓英、德、日等多国语言，深得女子们欢心，能迅速修好敌人工程兵很长时间修不好的装甲车，在鬼子的严密防守之下，也能轻易飞檐走壁，成功从后面消灭所有敌人。”同时，我方杀敌的手段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对日胜利，正如前面所说，神剧中出奇制胜的多是中华武术招式和传统冷兵器甚至包括弹弓、飞针等。然而，事实却是，“在亲历过那场战争的钱青看来，神化抗日英雄、‘弱智化’日本鬼子的抗日电视剧歪曲真相。‘抗战年代是很艰苦的，黄埔军官也不例外，根本不像电视里那样高头大马、穿着呢子大衣、蹬着马靴。而且日本鬼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有着自杀式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