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儒家如何是好”这个话题。朱承某次在火车站跟我提到“儒家如何是好”的说法，乍听之下觉得特别很怪异。后来却越听越顺耳，慢慢发现它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比如，“儒家如何是好”可以理解为：儒家对“好”或者“善”有什么理解。当然，这恐怕不是朱承《儒家的如何是好》这本书主要考虑的问题。儒家如何是好，这首先是问，儒家该怎么办，该如何自处？这里有一种限入问题的焦虑，有一种自我反省。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焦虑？很大的原因在于儒家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这个生活世界首先是科学、民主所标识的现代性。
儒家如何是好？最初的思考方向，是儒家如何完成自我调适，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近年来，随着儒家有了更强的自信之后，调适的方向就变了：现代性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调适以适应儒家。儒家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要为世界立法，给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给出儒家式的回答。
在这个转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到以下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不是一个纯粹儒家的世界，而是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传统共处的世界。如果仅仅是儒家就好办， 我们只要承认儒家的权威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共处的背景下，就有必要证明儒家究竟好在哪里。这大概是“儒家如何是好”的另一层含义。所谓“证明”，或者展开为理论说明，或者体现在日常生活、制度安排等现实之中。比如，“政教合一”的问题。伊斯兰教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如果我们说儒家也有与之类似的“政教合一”，那么，首先，需要区分儒家的“教”与伊斯兰教的“教”，前者是教化，后者是宗教。其次，需要追问，在多种文明形态需要共存的背景下，政教合一是需要彰显的优点，还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当儒家越来越自信的时候，还是有必要保持“儒家如何是好”的追问姿态。否则，极容易陷入儒家式的经学独断论，以为儒家无论是在义理上，还是在制度安排上，都已经至矣、尽矣、无可复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