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你是什么派？
刘梁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经学”、“哲学”概念本身进行反思。
陈迎年（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焦虑到世界立法”这一点我个人也是相信的，包括梁漱溟、牟宗三都有这个想法。只不过这里面现在有一个矛盾：在现代新儒家那个时候是展望的，今天中国取得了这样一个举世辉煌的经济成就，所以成就文化的东西要紧跟，要给世界立法——有这样一个转折。但是我发现恰恰在中国崛起的这个过程中，儒家是缺席的，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朱承（上海大学哲学系）：就像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后面的总结，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最后总结来总结去发现就是他们是一个儒家文化圈。我们原来读《白鹿原》读不懂，黑娃、白孝文、鹿兆鹏，都从白鹿原上走出去，但族长白嘉轩就讲了一句话，从原上走出去的人最后都要跪到这个祖宗牌位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喻。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儒家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其实是有这种隐喻性质在里面。
陈迎年：这样的话，你们儒家总是发挥作用的，讲不讲也无所谓。
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你很自觉地说“你们儒家”。
苟东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哲学统摄经学还是经学统摄哲学？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一个古往今来都有的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继承孔子之道？
刚才大家争论的焦点涉及“儒家哲学”这个词。“儒家哲学”是儒学的一脉还是儒学的主脉？即使将“儒家哲学”换作余老师说的“儒家研究的多维形态”，依然避免不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多”是混杂的，还是由一个“一”来统摄？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刚才争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