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一个现代的条件，今天的儒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儒家呢？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厚和薄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西方众多的理论体系冲击的时候，如果你太强了，可能就没法去应对很多理论上的挑战。我倾向于一种更薄的但又是一个整全的对儒家的理解和阐发，也就是基本的价值和预设不能太强太厚，不要过于原教旨主义，当然更不能过于西化，我们要居于中西、古今之间，执中道而行，也就就是要中庸。回到一个整全的儒家，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但是整全里面的内容具体怎么去阐发，我们可以不必那么强，可以弱一点、薄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把很多西方的经验理解为它其实就是儒家的经验，只是有程度或样态的差别，而如果过强的话，西方的那些经验、论述对我们看来就成了异端，反而增加了自己论证的负担，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方面。
谷继明（同济大学哲学系）：哲学系应通过容纳经学义理来丰富和扩大自身
我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与“经学—哲学”相关的问题，即儒学、经学在哲学系里面的自我定位，乃至于生存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生存危机，但有些地方已经显现了苗头。这其实也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哲学共同体的哲学是否自我设限的问题，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来要求儒学和经学研究，这将会给学者和学科、给文化造成很大的伤害危机。
刚才曾老师提到了学制改革，其中一次是废除了经学科，设置了哲学门，这是令人叹息的事情。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当时北大哲学门、文学门、历史学门（还有地理学门也在文科）的设置和排列，将哲学排在首位，显然有以哲学为经学的意思。当时中国在那样一个大变革、大危机时代所建立的哲学门，并非要完全复制西方的哲学系模式，因为它吸收了之前经学科的内容，也就被寄予了类似经学的地位，以及阐发经书义理、引领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