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的英译者陶忘机
这样做当然是苦了译者的，《繁花》英文版由美国汉学家陶忘机（John Balcom）先生译，最近他几乎每天来信，问很多方言的麻烦。没办法，注重方言，是我做编者三十年来，经常对作者提的要求。湖南小说家田耳曾对我说：“很多年前，金老师就这样讲过，金老师知道我当时心里想什么？”我说不知道。“我心里想，金老师你讲得那么多、那么复杂，那么你写一个给我看看啊？等后来看到了《繁花》，我无话可说了。”
鱼头问我以后怎样，我不知道。文学应该讲究语言、语感，能不能翻译是另一回事，对华文作者读者来说，方言确实比标准书面语更有个性。我至今仍然是一个编者，《繁花》只提出了一种样本，一种写作可能——接下来我怎么会按一般作家的样子，从此写个不停？小说是偶然中产生的，那我要等待下一个偶然。
个人的私生活，一旦绽露，就有惊人魅力和连锁反应
鱼头：“道假诸缘，复需时熟”，瓜熟蒂落——或说偶然得之——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真也就得靠写个不停，树要日日长，才有瓜熟蒂落的“偶然”。讲讲散文吧。散文创作的实验性当没小说这么高，可我看你的散文，也都有小说的影子。或者说，你天生就是讲故事的人，让人乐意倾着耳朵注意听。网络上可看到你写的许多文章，却未必都选入《洗牌年代》这本书里？你是编者，选文时想必你已自觉或不自觉编过一次了吧？所根据的是什么呢？你对散文的期待又是什么呢？
老猫：可以随便，需要言之有物。所言之物是什么，特别的内容吗，我感觉“看见”很重要，细节场景看得见，博尔赫斯，他是亮光、声音、气味更强烈？真是不好回答。
我是靠画面推动的，觉得画面和画面之间，才是文字的链接，也更能打动我，借这个办法，筛选过去那种碎片……会带过来内容，一切都由它带来。
细节也极重要，比如今天看到网上信息“上海老洋房每平米高达四十万”、“全市独幢老洋房五千幢，可交易者仅占一成”，于是看下去，忽然出现“乌鲁木齐路‘水晶宫’，总价1.5亿成交”。啊呀，这三字，搬到1966年小青年散发的“文革”传单上，就是如雷贯耳！
乌鲁木齐路“水晶宫”
那时上海开膛破肚，传闻蜂起，不少中小学生，上午辛勤记录种种“大字报”，下午刻蜡纸、印传单，晚上拿到南京路卖，一分钱一张，卖完上馆子。这些传单里，就有“徐汇区发现资产阶级腐朽淫秽铁证，‘水晶宫’难逃革命群众火眼金睛”大字标题，所指正是五十年后今天，网上报导的“水晶宫”；这幢洋房的大卧室，上下左右，据说全部贴了巨镜，等于一张大床浮在空中，全上海工人阶级，男女老少，都有权走进去“参观批判”，谁都可以大摇大摆进洋房，真是奇观。朝朝暮暮、灯火通明，参观一个隐蔽的，豪华无比联想无限的私人卧室，这些蜂拥而至的男女老少革命者场面，尤其是一种极大的奇观。
上海话“门槛踏穿”，人人都可以踏进水晶宫，就这样成为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最人声鼎沸的大聚会场所。主人早就失踪，表明个人的私生活，种种大大小小的生活秘密，超过了一般的想象，一旦绽露，就有惊人魅力和连锁反应。
散文如果除去网上标题，有后续，有无限细化，或只是这几句展开，才有可读的空间。我一直这样认为，作者并不是神，不可能囊括世界所有，把自己所知道的那点局部写出来，是真正应该做的老实事情。
最显眼的隔阂，是繁、简字体的隔阂
鱼头：《洗牌年代》的“洗牌”，所指当是“文革”后期知青上山下乡，南北大洗牌的种种往事。与杨绛先生的“洗澡”两字有异曲同工之意。台湾版增加了不少篇幅，而取其中一篇，改名《我们并不知道》，寓意又变，当是指台湾读者并不知道、彼岸的这一段时代往事。这样的改变，自有因地制宜的意义，却也显现两岸之间不同的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某种亟待打破的隔阂。关于这一点，尤其“台湾”这一似近若远的地方，不知你的看法如何？尤其你也曾“登台”过之后。
金宇澄《我们并不知道》
老猫：五月份在复旦大学遇到李昂，想到了她写的小说《杀夫》，在大陆文学圈曾经红极一时，也是直到最近，读陈定山《春申旧闻》，才清楚这部小说的原型，是发生在日占时期上海新闸路酱园弄的一起凶案：“詹周氏杀夫”。李昂和陈定山，都是在台湾写了上海的文字，两地联系如此紧密，这类例子很多很多了，对于过去，我们烂熟于胸。
两岸的如今，尤其互联网功效，越来越通晓，但还是古人讲的橘生南北，“其味不同， 水土异也”。记得去年参加“印刻文学赏”讨论，除我之外，是杨照、朱天心、苏伟贞、骆以军四位评委，大家谈论很愉快，也显露一些差异。我记得当时备选的几部自认新颖的台湾小说，都被四位评委判了死刑，认为这些都是台湾的常见写作套路，而他们提出的几部特别的大陆作品，我的认定也一样，是大陆过于常见的、甚至已写滥了的样式了……我们交流频繁，也一直显露一种隔阂或差异，很正常，或是更有意味。隔阂和差异，包括一些大话题，更多还是在一种依赖水土的、形成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的有趣方面。橘子还是橘子，内里滋味仍然不同。
